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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回顾 | 周逸然:《如何提问:从经验困惑到研究问题》

发布时间:2026/11/18浏览量:来源:

2026年10月29日,日本av“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系列专题讲座第六讲举行。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日本av 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周逸然老师应邀作题为“如何提问:从经验困惑到研究问题”的学术讲座,由日本av 院长助理、副教授赵亮员主持。

本场讲座围绕五个方面展开:提问为什么重要,经验困惑如何转化为研究问题,什么是好问题、哪些问法容易走偏,问题驱动的研究如何在写作中落地,以及提问能力怎样训练。

一、为什么从“提问”讲起

讲座选择从“提问”讲起,与当下的技术条件直接相关。一些悬置多年的数学难题,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很快被攻克,答案的获取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如果答案可以由机器给出,人的不可替代之处究竟在哪里?这个追问落到学术写作上同样真切。当回答问题变得更容易,如何有价值的提问就变得更为关键。周老师很认同一种说法:一个好问题配一个有局限的回答,胜过一般的问题配一个完美的回答。

周老师认为,许多论文的问题并不在于田野不够精彩、材料不够扎实,而在于没能拎出一个明确而有价值的问题。不少同学汇报完毕,被追问“你的研究问题是什么”时,往往一时语塞,而这个症结往往在动笔之初就已埋下。缺少问题意识,即便积累了上百万字的访谈资料,最后也可能只是经验材料与概念术语的堆砌。

周老师回忆起跟随导师张静老师读书时的情形:当她把田野见闻讲给张老师听时,张老师常能很快将经验细节收拢到特定问题域,“这其实是一个信用问题”“这是一个责任问题”。这种从材料中提炼问题的能力,正是在反复多次的训练中生长出来的。这场讲座因此不提供万能模板,而是呈现一种思维方式、一套判断标准。提问本就是学术生活的基本动作。遇到一个现象,第一反应应当是追问一句:这本质上是一个什么问题。

二、从经验困惑到研究问题

困惑的第一种来源,是熟悉的理论解释不了眼前的经验现象。周雪光老师提出“逆向软预算约束”的概念,从概念命名就能看出其问题意识从何而来: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讲的是企业亏损后向上级索取资源,方向自下而上;周雪光看到的是基层政府向下攫取资源,方向正好相反,旧概念解释不了这类行为,新概念才立得住。

第二种来源是常识与经验的冲突。张静老师《互不信任的群体何能产生合作》的起点,是“互不信任的群体难以合作”这一常识被事实打破;徐宗阳老师在《农民行动的观念基础》里对“正当的偷窃”的困惑,即农场作物被周边村民拿走,村民却觉得理所当然,同样是从违背常识的地方发问。

第三种来源是同类经验之间的矛盾:两个条件相近的村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却相差悬殊,由此便引出了“为何如此”的问题。

周老师强调,这三类张力不会在材料里自动浮现,研究者只有带着理论储备和常识预期去碰撞经验,才可能把它们认出来。

从经验困惑到一般问题,中间要经历三重转化。第一重是对象化,把模糊的关注变成可被观察、可被表述的经验对象。第二重是问题化,把经验对象变成一个真正带问号的问题;不少论文在问题提出部分反复申说“某一现象很重要”,却始终没有提炼出一个真正需要被回答的、带问号的“问题”。第三重是一般化,不完成这一步,文章就只能就对象谈对象,文献综述也容易围绕研究对象打转,而不是围绕研究问题展开。

张静老师《互不信任的群体何能产生合作》可以看作一个提问范本。按社会资本理论的一般假设,信任不足就难以合作;而案例中的村庄,同一宗族内部的两个“堂”长期互不信任、纷争不断,后来却在规则革新中走向了合作。这个反差逼出一个一般性问题:在缺乏先期信任的群体之间,合作与通用的社会资本如何产生?她由此得出的判断是:社会资本不是合作的前提,而是合作生成的结果。围绕这个问题,她梳理并逐一排除了三类解释:主流研究把社会资本当作自变量,无法解释毫无先期信任时合作何以出现;特殊主义关系在这个案例里恰恰阻碍了合作;能人治理也难以说明,合作能否在能人退场之后延续。她自己的解释落在生成机制上:通过公开议事会、投票表决等规则,通用的社会资本可以后天生成,它同样能产生信任,却不依赖先赋的社会关系与伦理。

另一个范例是张静老师2021年的论文《为何有些社会政策失去效果》。经验困惑很具体:惠农贷政策目标清晰,银行资金充裕,农户贷款意愿强烈,贷款难与资金外流却同时存在。由具体到一般,问题就成了:为什么有些社会政策会失去效果?文中先梳理了三种常见的解释,即政策端不切实际、基层变通执行、社会结构阻碍。这三类解释各能说明一部分情况,却都解释不了这个案例:政策端、执行端与受众端都没有抵制,政策为什么仍然失效?她由此把解释落在制度之间的不相容上:多重制度即便各自良好,彼此不兼容也会形成反向激励,推高农贷的制度成本。解释的重心因此不在农贷本身,而在农贷背后那套互不兼容的制度安排。

三、什么是好的问题

周老师把好问题的标准归为四条。第一个标准是重要性。它既是学者提问要过的第一道关口,也是编辑评判稿件的重要尺度:有些研究做得很精巧,唯独问题不值得回答。这里需要一点读者思维。如果一个问题在常识层面已有答案,或者已经被充分解答,或者本身就是“伪问题”,它为什么还需要被回答?张静老师曾提醒学生,在强调自己“弥补了什么空白”之前,先想一想这个地方为什么是空白,也许空白本身并不需要被弥补。衡量重要性至少有两条线索:一是回应重大的现实关切,但回应不等于追逐热点,而是能真正基于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关切进行追问与研究;二是推进学界关于基础性问题的认识,一些基础性问题因为其重要性,往往被讨论得也很多,研究者如果能在这些问题的研究脉络中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作出边际贡献,其研究意义也会更大。

第二个标准是一般性。作为知识生产者,研究者要从案例中提炼出能够解释案例之外现象的一般性机制。机制能解释的现象越多,研究的重要性也就越大。这也说明,一般性与重要性并不彼此独立,前者往往决定后者的上限。

第三个标准是嵌入性,即研究问题能否与既有的对话和研究脉络衔接。并不存在一条早已梳理好、静候发现的研究脉络;研究者梳理出的脉络,本质上是围绕自己的问题组织起来的可能解释。一个可操作的办法是自问:假如我对这个领域一无所知,回答我的问题可能有哪些解释?常识本身也是一种解释。带着这些朴素猜想去找对应的既有机制,往往能比较快地定位到文献。

第四个标准是推进性,提问的方式本身就隐含了研究要做的推进。“互不信任的群体为什么能合作”,这个问法已经把推进的方向写了进去:找出一种在互不信任条件下实现合作的机制。

张静老师2003年发表的《土地使用规则的不确定:一个解释框架》是一个提问范本。文章指出,法律对土地归属的规定相当完备,实践中围绕土地的纠纷不断,规则却始终不确定,她由此抽象出的问题是“规则为什么不确定”。法学多从规则不明晰、权利界定不清入手,经济学则把规则选择看作理性选择的结果,两者都解释不了这个案例。她给出的解释是:在土地领域,法律与政治各自的活动领域和原则尚未分化,不存在一套既包含确定原则、又对合法性声称作出限定的法律系统;多种规则各有各的合法性来源,只能在力量竞争中见分晓。这篇二十多年前的文章至今仍有解释力。向静林老师等学者关于地方金融治理的《风险分担规则何以不确定》,同样把问题落在规则的不确定上,切入点正是张老师文章不能解释的地方:事前已有合意,风险激化之后规则仍然摇摆。二者的经验对象截然不同,但所推进的都是同一个一般性问题。

四、六种常见的提问误区

第一种是根本没有问题。困惑停在感受里,始终没有凝结成一个可以追问和研究的问题。

第二种是问题不具一般性,就事论事。如果只强调“中小学老师的事情为什么越来越多”,问题就容易滑向道德批判或日常抱怨,而不能从案例中抽象出真正的一般性问题,比如责任扩展的机制究竟是什么。

第三种是非学术问题:带着预设和价值判断提问,要完成的不是对一个现象的知识性回答,而是情感或道德上的宣泄。这样的提问看似尖锐,其实已经关闭了被经验修正的可能。

第四种是伪问题或不重要的问题:或者树一个便于攻击的稻草人,对既有文献作出片面、不公允的解读;或者把常识当成反常识,用一句“为什么会这样”去追问本不必追问的事情。

第五种是从结论倒推。“这个现象如何通过A、B、C达到某个结果”,把问号去掉就是文章的结论。问题一旦指定了路径,也就没有竞争性假设可言。好问题应当能容纳多种竞争性解释。

第六种是扣大帽子:经验困惑与作者试图回答的一般性问题之间隔得太远,论证很难落到实处。

五、问题驱动的研究如何展开

一篇真正好的文章,从题目、问题提出、文献回顾,到分析框架、正文论证与结论,都围绕其研究问题展开。

题目不一定要以问句呈现,但必须传递核心信息:你的经验困惑是什么,一般性问题是什么,或者你对这个一般性问题的解释是什么。

问题提出的常见思路是:呈现经验现象,揭示经验困惑,说明它与常识或既有解释为何不同,再提炼其中的一般性问题,并交代它为什么重要。

文献述评必须紧扣研究问题展开,并区分文献的两重作用:一类是需要回应的靶子(往往出现在文献述评部分),一类是可以借力的理论基础(往往出现在分析框架部分)。高水平的文献述评往往层层递进,梳理的各部分文献的局限,正是文章要作出的贡献。

分析框架本质上是一条针对研究问题的因果链条:Y是待解释的现象,X是解释机制;既有文献提供的是解释同一个Y的其他X,你的贡献是其中尚未被提出的那一个X。好的框架是一条清晰的解释链条,而不是元素繁多的精致思维导图。

正文论证则是把分析链条落到实处:依据框架中的逻辑去主张、去证明,让每一个经验细节都落在链条的某一环上。

结论首先要回应研究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展开延伸性思考。

六、提问能力的训练路径

一是拆解式精读。可以寻找与自己研究取向、论证风格相近的优秀学者,精读他们的论文,尤其看问题是怎么提出来的:如何从经验困惑上升到一般性问题。

二是日常困惑的积累。好的问题很少突然迸发,大多源于长期的理论阅读和经验观察,二者往往缺一不可。

三是对话打磨。可以把自己的发现、灵感和困惑讲给老师和同学听,看对方的反应,也要接受对方的追问:“所以呢?你想问的到底是什么?你的回答又是什么?”在对方的追问中,不断检验自己对问题的思考程度。

最后一点是好奇与真诚。真正支撑研究的其实是好奇,即对那些不能被充分解释的问题的好奇心,并持有探索的热情。真诚则是另一重功课。初学者容易用别人成熟的观点代替自己的观点,或者用抽象的概念包装普通的发现。真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要求人敢于质疑权威的、成熟的解释。当权威的解释真的解释不了你的发现时,这份敢于质疑、敢于发现的真诚,往往就是好问题的来源。

七、互动问答环节

关于从经验到问题的鸿沟如何跨越,周老师以自身经历作了说明。她的中小学研究最初是围绕“双减”展开的,但和张静老师交流田野发现后,张老师指出,这些经验现象中最有价值的是责任问题。于是,她先框定一个较大的问题域,再逐步收窄,最终把问题落在“基层组织为什么主动扩大自己的责任边界”上。跨越这道鸿沟,一是靠日常积累,二是从问题域起步、逐步缩小。

关于文献读到最后把问题读没了怎么办,周老师回应:别人“提过一句”,不等于“已经解释过”,一句话在他人文章里未必是主要的解释机制。正视他人已经作出的解释,同时把自己能看到、他人没有解释的部分讲清楚,这本身就是贡献。此外,不要让一篇论文的野心太大,把自己的推进放进积累的线索里,反而更容易看清位置。

关于案例要细到什么程度,周老师认为没有标准答案,判断依据是论证任务,关键在于有没有把问题讲清楚。写作初期不妨先写长,再逐渐精简、去粗存精,这本身就是一种训练。

八、结语

讲座最后,周老师引用“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结。文章的分量,可以由别人评判,由编辑部评判,也可以交给时间评判;很多好文章的价值并不在当时当世被承认,甚至未必能发表出来。但还有一个标准握在自己手里:有没有推进自己的认识,有没有真正有所收获。在这个意义上,学术与提问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条学习和成长的路径。

本次讲座以“从经验困惑到研究问题”为主线,把提问放回研究的完整流程:怎样从经验中识别困惑,怎样把困惑转化为问题,好问题有哪些标准,写作中又该如何落实。周老师结合大量研究范例,给出了一条可以反复练习的路径。对正在寻找选题、打磨论文的同学来说,最实用的提醒或许很简单:在急着回答问题之前,先把问题问对。

 

图文丨院团委学术实践部、周逸然

编辑:张天帅

审核丨赵亮员、周逸然